一、危机四伏
骨结核丸的成功，已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成功意味着什么？在高志海本人看来，成功带来的是为骨结核患者解除痛苦，恢复健康，于国有利，于民有益，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呢？
善良的人们，好心的朋友，也只是一味地为这个付出巨大代价而终于取得成功的人欢呼庆幸。除此以外，也没有想到别的什么。
难道成功的背后仅是这些吗？在这里，就不能不说几句对一些人不恭的话了。我们这个民族，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这都是举世瞩目的。但是，这条悠远的历史长河流到今天，也难免会积聚一层沉淀物。
在我们的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同情失败，容不得成功。高志海要是失败了，可怜巴巴，狼狈不堪，这倒会博得许多同情者的叹息，甚至眼泪。可他偏偏成功了，别人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或者说，是成功破坏了一种人际间的恒等式。你等于我，我等于他，他等于别的他，大家都在一个恒等式里和平共处。你要打破这个恒等式。超前一步，或高人半头，别人就有点不舒服了，或者设法把你拽扯回来，你我他走到同一条线上；或者削去你的半个脑袋，使大伙彼此一般高。不拽不削，不足以平民愤。就是这么回事。
骨结核丸的成功，给高志海人事关系带来很大变化。可惜他却没有觉察到。
“你全国有名了，了不起了，咱这山沟里都放不下了！”语气中大有不平的味道。
“你那骨结核丸真那么顶用？一百个病人就能利利索索治好八十个？”语气里不无怀疑的意思。
“这家伙发大财了！赚了多少钱？”语调明显地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妒意。
“领导没给你布置这任务吧？你小子小心！”言外之意也是很清楚的：你这是份外事，不务正业，不要高兴得太早了。高志海却是只注意言内之意，而不大留心言外之意。对于第一种人，他只是笑而待之，表示默认。那笑里透露着得意和欣喜。哪个搞科研的人不希望自己成功？成功是心血和汗水的结晶，成功给社会带来进步，给人类带来益处，能不得意？能不欣喜？这一切全包括在那一笑之中。只是对于
“小山沟里放不下”的说法略作解释，说搞医务工作，不在于山区城市，哪里需要就应当在哪里。他当初留校工作之后又坚持调回县里，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对于第二种人，他认真对待，话也最多。对疗效相信的人越多，药的社会效益就越大。于是，他就十分认真地介绍说，对干每一个病例的情况，比如什么时候开始服药，服药期间病情变化，什么时候彻底痊愈，痊愈后复查结果，都有详细记录。他那个百分比是可靠的。共收治了多少患者，其中有多少是彻底治愈，这还能算错？最后，神秘地一笑说：“实际上，不只百分之八十，不过留有余地好。将来会科学鉴定的，以鉴定结论为准吧。”
对于第三种人，他不感兴趣，因而话也不多，只说：“发啥大财！除过成本，剩不了多少，我还常常给困难的患者贴钱呢。”
对于第四种人，他一分为二。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领导布置没布置有什么关系？没人给爱因斯坦布置搞相对论，能说相对论没有价值？也没人给李时珍布置编著《本草纲目》，能说《本草纲目》不是为子孙后代造福？对于此没有解释的必要，也就不去解释。至于“小心”一语，他更是以善度恶，以为人家说的是：既然领导没有批准，，一旦出了医疗事故就是自己的责任，要他小心。因此他解释说，不会有问题。每一种药他都亲自尝试过。骨结核丸配制成功之后，那第一副药没有用于病人，而是自己吃了。尝试以后才投入临床使用。这方面他知道轻重，从不马虎，所以绝不会有问题，还好心地劝对方放心呢。
他可真单纯得出奇，单纯得可爱，竟没有留意上述种种人流露的情绪，更没想过这些情绪日益聚积的可怕后果。
正是气聚则云，云积则雨，往往还伴有雷鸣电闪。没过多久，流言蜚语便纷纷出笼，如一盆盆脏水，四面八方朝骨结核丸的发明者兜头泼来：
“高志海作风有问题！”
“给女人看病可热情哩！”
“还给女人贴钱买药，为啥？”
“他老婆闹离婚，还不就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
“老婆在时还那样搞，如今老婆走了，就更放肆了。”
“这种人还能当医生？”
“是呀，当医生为他接触女人创造了条件。”
后两种说法更是图穷匕首见，直接冲着他的职业来了。那就是说，对于高志海，只有把他的医生职业一把抹掉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书生气，事业型，头脑单纯，过于憨厚，听说话竟然注意不到人家的言外之意。但他听力正常。这回，人家不再含蓄，言外言内一个意思，赤裸裸端出来了，吹到他耳朵里来了，他这才愣了！吃凉了！“呀呀！”他每当听到这样的话，只这么“呀呀”两声，再无下文，软软地坐到椅子上，闭着眼半天无声无息，象死了一般。
他睡得不再那么稳了。一夜一夜的失眠。他有好多问题百思而不解。他原想，骨结核丸的成功，应当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欢迎的好事呀！如今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都办不到了——他成了众矢之的。难道只有人人都患了骨结核、深受其苦之后，才能对他高志海有个公正的看法吗？
他还不明白给女患者治病，怎么就能同男女关系连在一起。这是令人十分费解的一个逻辑。医生面对的是病人。骨结核不分性别，男的患，女的也患。作为一位医生，难道能将女患者拒于门外？至于资助女患者买药，确有其事，而且不只一个。可那都是家庭十分困难，他实在不忍心让她们因无钱而中断治疗，功亏一篑。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男女一视同仁。只要是无钱治病，或是因无钱而中断治疗的。他总要尽力帮助。忻州的崔反兵、中阳县的李锁、沁县的一位身高不足一米的残疾人，他都给予资助，少的二、三十元，多的八、九十元。为啥撇过男的不提，光说女的呢？
他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这时一位朋友提醒他：
“现在关于你的闲话很多，你得小心！”
朋友的忠告反而激起他的怒火。他说道：
“人家要说，你有啥办法？让他说去。我不怕！治病是医生的职责，患者不论男女，我一视同仁。看他们能把我怎样！”
“俗话说，谣言杀人快如刀。这话是有道理的，你不可大意。”
“我不是皇帝，没有三宫六院七十二个老婆。、一个老婆已离婚了，妻离子散了，光棍一条了，再没有老婆离婚了。还能把我怎么样？我倒要看看谣言怎么能把我杀了。”
“你千万不可大意。老婆离婚了，还有你呀！”
“我？”
“你的前途”
“提高疗效，为更多的人解除痛苦，这就是我的前途。你说，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高志海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谣言是把软刀子，在某些人嘴里腐烂时，无非是一股臭气罢了，也的确不能把一个人怎么样。但他想得毕竟过于简单了。在一定的气候下，软刀子会变成硬刀子。如果到了生杀予夺者手中，那更是一把锋利无比的钢刀。这一层他却没能看到。
打这以后，高志海更是发狠工作，决心精益求精，把研治工作搞得好上加好。另外，每当他从那些散布流言蜚语的人面前走过时，昂首阔步，看都不看一眼。心里说，你们朝我身上泼脏水，企图让我抬不起头，我却要头抬得更高，活得更象个人。你糟踏我，我也气气你。看你们还有什么本事？
二、结婚招来无端之祸
也许这不是他的过错，他仅仅是追求一种常人的生活，想改变一下难熬的光棍日子；而且事业也需要有个贴心的人做助手，有一个分享喜怒哀乐的人在身旁。也许，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失策和错误，成为祸根，成为由头，从而使他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
有相当一段时间，高志海对自己的再婚进行反思，却无法作出评价。一会儿觉得自己毫无过错，一会儿又感到是自讨苦吃。
什么时候生出再婚念头，他感到有点朦朦胧胧，一再努力回忆。按说，从与妻子离婚弄假成真、最后证实妻子已经坐到别人家炕头那一刻起，就应当是有了这个念头的。因为他才四十来岁，还有半辈子日子要过，总不能孤苦伶仃到死吧？可是细细寻思，当时又没有这么想过。他先是感到痛苦，失望，自怨自艾，似乎没有想过用再婚来填补家庭生活的空缺。到后来，他发奋于骨结核丸的研究，更没有功夫去想这个了。不过，偶尔遇见别人夫妻双双的情景，情不由衷地发出一声叹息，那是羡慕。羡慕本身就包含有渴望和追求。这么说，那时就应当是有这个念头了，只不过埋在意识的深层罢了。
到骨结核丸诞生的那天晚上，伴随兴奋而来的是孤独、苦闷，为身旁没有一个分享喜悦的人而悲哀。这该是埋在意识深处的念头在冲动吧？再往后，流言蜚语纷纷出笼，他苦恼得一夜一夜难于入睡，他又感到身旁需要有一个能听他诉说苦衷的人。那时候，那个念头从意识深处挣脱出来了，他对着朦朦胧胧的窑顶心里喊道：“我为啥这么清苦？我才四十来岁，还不至于找不下一个老婆。我要结婚！”不过也只是想想而已。而真正付诸行动，却是一个女患者闯入他的生活之后。
女患者叫阎秋英，本县人。患腰椎结核，已到走路经常摔倒、动辄休克的地步。本来男人同她的关系不错，也想给她治病。但迫于经济困难，婆母打开了自私的小算盘：阎秋英的一位叔伯嫂子也患此病，花费三千多元还没治好。这使婆母对阎秋英的病已经绝望。与其花三千多治不好病．还不如拿这些钱再娶一个。于是就产生了不该有的想法——要儿子和媳妇离婚。儿子有点不忍心，犹豫了好长时间，最后还
是嗫嚅着说了出来：“咱……要么离婚吧，趁现在你还能再找一个男人。要不，死在我家，连棺材也给你买不起。你说咋办？”
阎秋英一听，只有伤心痛哭。要是换个别的女人，婆母的计划是无法实行的。不给治病，，还要离婚，世界上哪有这么绝情的事？可阎秋英偏偏又是传统思想过多过重的善良女人。赖着不走，男人当然毫无办法。可自个迟早是一死，与其拖累男人，倒不如腾开位子让男人再找一个。何况人家不要了，赖着算啥？因此哭了一场之后便答应了丈夫的要求，很快到公社办了手续。
一日夫妻百日思。离婚后的阎秋英仍不能忘记前夫，想到一个男人没有妻子之后的诸多难处，十天之后又回到婆家去了。她对婆婆说：
“你不用决心，手续办了，不会拖累你们了。我回来，只是惦着他，住几天就走。”话是这么说，心里仍存有一线希望：万—婆婆回心转意，留下自己就好了。离婚出去尽管才十来天，但她已深深感到一个身患重病的女人离异之后的精神痛苦和生活艰难。
婆婆想的却是：不需要他家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白白送上门来给家里做营生，给儿子当媳妇，何乐而不为？因此说：
“你来好，你来好。”
阎秋英住下来。白天她带病操劳，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把丈夫的衣裳鞋袜之类收拾得齐齐备备，晚上更是精心服务，把丈夫侍候得满满意意，舒舒坦坦。总之，她以一个女人所有的一切，又为这个家庭和丈夫，做了七天无私的奉献。到了第八天早上，她试探地提出要走，婆婆没有挽留，丈夫低头不语。她只好走了，凄凄切切地走了。
娘家在县城附近找了一间房，要阎秋英住下看病。阎秋英就抱着一线生的希望，求治于已经声名赫赫的高志海。高志海记得以前下乡时，曾给她看过一次病。那时她的骨结核丸尚未成功，因此疗效不佳。现在有骨结核丸撑腰壮胆。经过一番详细检查后，话说得很绝对：
“你只管放心好了，这个病我保证治好。”
果然，只服药三个月，病就基本好了。阎秋英心情极好，感恩不尽。加之他们彼此都了解对方的遭遇，因此治病之余，总要多坐一会，多说几句话。
“高大夫，我怎感谢你？”一天，阎秋英这么开了头。
“感谢？感谢治好病？”
“是呀！我的情况你知道，婆家不给治，还离了婚。娘家没钱，到大医院治不起，只有一死。硬是你把我救了。”
“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和工人生产、老师上课是一个道理。用不着感谢。”
“可我心里总过意不去。”
“你太多心了。没必要。”
“救了命，还不要感谢，你可真是个好人。”
“我？……”高志海摇摇头，后面的话代之以凄然一笑。他心里在说：你没听见谣言说我是啥样的人吗？
阎秋英似乎没有明白高志海凄然一笑里所包含的意思，继续说：“好人啥时也是好人。我就不明白你那女人是怎么想的。她会后悔一辈子的。”
“你说她会后悔？”
“一定会后悔的。”
“要是你，也许是这样吧。可别人就不一定了。”
“要是我……”话说到此，戛然而止，显得很有些不好意思，赶忙低了头。
半句话，使高志海成家的火苗轰一下成为熊熊烈焰，再也压抑不住了。是啊，我应当成家！有人看得上我！眼前这个女人，不就是最合适的对象吗？他也说不来怎么就蹦出这么一句：
“你是说，要是你，就愿意跟我？”，阎秋英点点头，脸生羞赧之色，头低得更深了。
高志海象是喝醉了酒，有点控制不住自已的感情，又蹦出一句：
“那你就跟了我吧。不后悔？”
阎秋英没作声。两人沉默了。高志海感到很不好意思，为刚才的话感到后悔，忙解释道：
“我是和你逗笑呢。你可别在意。”
“我不在意。”阎秋英仍低着头，“你真是逗笑还是当真？”
“你要不生气，我就当真。”
“我不生气。”
“那就当真。”
“你不嫌弃？”
“不嫌弃！”。
“算话？”
“算话！”
高志海的恋爱并不是罗曼蒂克式的。这便是全部过程。若以年轻人的恋爱步骤衡量，或以影视作品推断，接下来该是这样一种必不可少的结果：两人猛扑到一起，拼命搂抱，狂风暴雨般地亲吻。然而他们已不算年轻，又没学会年轻人的那一套，把这些留到婚后进行了。两人只是默默对视。男的兴奋，两腮潮红；女的激动，双眼淌泪。
几天之后，他们就结婚了。没放鞭炮，没贴喜联，没有任何仪式，更没有高朋满坐。只有一张结婚证书，一条法律红线，就把几天前的大夫和患者变成一个被窝里的夫妻。
高志海喜不自胜。妻子的温柔体贴抚摩着他心灵的创伤。他有些情不自禁，逢人便讲妻子如何贤惠，如何能干。他只知道高兴，没想到社会上曾有过的流言蜚语也由此抓住了证据，再次掀起高潮：
“高志海同一个女病人结婚了！”
“其实早就不清白了。”
“原先是借锅做饭，现在连锅端走。”
“高志海利用行医之便，到底干了些什么，现在还不清楚吗？”
各种说法，无奇不有，一时间搅得全城沸沸扬扬。少见多怪，多见不怪，高志海耳朵里都磨出茧子来了，因此也没在心里放。加之再婚带来的家庭温暖，足以冲销谣言带来的不快。他曾问过妻子：
“人们对我的说法你听见吗？”
“我耳朵不聋，咋能听不见？”
“你相信吗？”
“你放心吧。我要相信，也就不会跟你了。”停会儿又说：“别的我不清楚吧，咱们的事我还不清楚？不怕舌头长疗疮，让他们只管说去。”
这是一颗定心丸。高志海想：好！想说啥只管说去。我的骨结核丸照样发挥作用，我的老婆照样对我关心体贴，你谣造得再离奇，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他想起毛主席诗词里的两句：“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他感到自己也有这种英雄气概，并为此暗暗得意。
也许，高志海又犯了头脑简单的毛病，没有往深处想去；也许并不能怪高志海单纯，是世间的事过于复杂，常人实在难于洞察其中的奥妙。事实上，这一回的谣言不同寻常，它没有自消自散，而是凝成满天阴云，倾刻间，就会有雷鸣电闪，倾盆大雨。你一株路边小草，能岿然不动吗？
三、突如其来
一场暴风雨终于不可避免地袭来。高志海受到党内和行政最高处分——开除！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转眼间，他的名字从党员和职工名册中一笔勾销。事情来得突然，高志海始料未及。
这样的事，凡是一个成年的中国人大约都能想象得出来，本来无须赘述。但作为高志海经历中一桩特殊事件，还是有必要作一个客观的不加褒贬的简要记述。过程大体是这样的——几天前就有朋友火速送来情报，说县里要严肃处理高志海，提醒他注意。可是高志海并未引起注意。头一扬说：
“处理我？我有啥问题？”
“也许是人们谣传的那些事吧？”
“谣言还能当事实？”
“按说也是不会的。”
“不要信，瞎传哩。”
“但愿如此。”
朋友走了，高志海以无根无据的小道消息付之一笑。
不料，仅过几天，这个消息就被证实了。
“高志海，你知道什么叫重婚吗？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这一回，不是小道消息，不是街谈巷议，是一次正经而严肃的谈话，是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一位正襟危坐的同志在向他发问。
“知道知道。”高志海真书生气，竟象答题一样回答：
“重婚是娶两个老婆。中国是一夫一妻制，不允许娶两个老婆。重婚是犯法的。”他还为自己回答得圆满得意呢。谈话在继续下去之后，高志海才恍然大悟：人家讲的重婚是指自己呢！他觉得很奇怪，心里说：我重婚？我就一个老婆呀！另一个老婆在哪里呢？惊讶之余，他很快明白过来，大约此事与自己有关呢。同前妻离婚，就他本人来说并未当真，因此也向别人说过这样的话：“离不了，回老家住一年半载，我们还是好夫好妻。”这话也许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他们是没办手续的假离婚。既然与前妻没办手续，现在又结了婚，这当然是重婚了。很可能因为这个吧？不知不为怪，他不怨别人，赶忙做解释：
“我和前妻是离了婚的，我心里是假离，她却是真离，早嫁人了。”
“离婚不是一句空话，是要有手续的呀！”对方这样说，两眼紧紧盯着他。
“有有有！”高志海连说三个“有”，赶忙回去把离婚证拿了来。对方看后，不再作声。谈话结束，事情了结。
领导们毕竟还是遵重事实的。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那是需要调查的。与本人谈话就是最重要的调查嘛。调查清了，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这一点高志海完全能够理解。他高兴地向朋友们说。
“原来是一场误会，人家以为我是犯了重婚罪呢。现在弄清了，没事了。”
谁知，数天之后，另一桩事蹦了出来，高志海又一个没想到。
那天，他到三交妹妹家看望母亲，一位朋友坐吉普车追来，要接他赶快回去。那时，县里还没有卧车，坐吉普车算最高等级的待遇。据高志海说，他自参加工作以来，或者干脆说有生以来吧，还是头一回坐小车。他以为，既然县里派小车来接，一定是因为他研治骨结核出了成果，有什么重要人物要接见他。谁知上车后，朋友才悄悄告他：县里已经决定搞他，他们担心人家通知时他不会顺顺当当回去，闹得罪加一等，才找了一辆车去接他的。朋友要他在家里住下等待通知，同时也考虑考虑对策。高志海还有点半信半疑。可是几个钟头之后，这事就被证实了：县里来了两个人，把他传到卫生局的一孔窑洞里，宣布隔离审查。
“凭什么审查我？”他问办案人员，气很大。
当然不会没有理由。原来事情出在妻子那面。前面已经讲到，阎秋英因患腰椎结核，婆婆失望，敦促儿子离婚，儿子无奈，只好离了。后来，阎秋英被神奇的骨结核丸挽救，身体日益好转。这时婆婆后悔了，又敦促儿子复婚。儿子自然愿意，就来找阎秋英。阎秋英为他们母子的绝情已伤透了心，怒斥道：“我有病时，你们把我推出门，现在见我死不了啦。又要我回去？别枉费心机，我不回去！”前夫不死心，一连跑了好几回，最后一回竟抱走了被子，提走了锅，阎秋英都不跟他回去。前夫一时气愤，就说：“秋英不复婚，是高大夫操纵。他们两人的关系一定有问题。”
这话说的正是时候！于是就有人派车把前夫接到县招待所来，于是就有了隔离审查他的足够理由。
因此当高志海发问时，办案人员就告诉他。他犯了挑拨离间的严重错误，要他老实交代。而且告诉他，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是抵赖不了的。你高志海同阎秋英已经结婚，这不说明你们那时是种什么关系吗？挑拨离间难道不是事实吗？
高志海听了很不服气！他扳住这么两条理由不放．一是凭什么说我和阎秋英的关系有问题？拿出证据来呀！二是怎么就叫挑拨离间？阎秋英早已同前夫离婚，她同前夫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可言。愿不愿意复婚，那是阎秋英的权利，这怎么能说是我高志海挑拨离间呢？挑拨了什么呢？离间了什么呢 ?
这就形成了顶牛状态。一方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不交代，绝没有好下场；另一方说，你们毫无道理整人，违反政策，要负责任！情绪严重对立，案子毫无进展。
无进展是正常现象。任何案子，都不是一开始就能顺顺利利的。这是每个办案人员都有的经验。经验还告诉他们：牛头不烂，多费点柴炭，加温加压，采取措施！
措施有四：一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调各公社医院院长、书记进城，通宵狠揭猛批，造成一种强大的攻势和压力。二是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白天晚上连轴转，连续半个月，连打吨都得喝醒。三是启发诱导，别人代写一份检查交代材料，拿来让他认可。这三条措施高志海都顶得很硬，拒不交代。唯有第四条措施面前，他的抗拒力霎时崩溃，软了下来。
这第四条措施也够特殊：是让阎秋英的前夫直接参与。高志海自隔离审查以来，除了办案人员，不准同任何人接触。可是阎秋英的前夫却出入无阻，突然带着人走了进来，指着高志海说：“告诉你，若不老实交代，我就带人来庆你的周年！”
“庆周年”是土语，需要作点解释。人死后，有三个纪念日，即头周年、二周年、三周年。所以庆周年同庆生日正好相反，是要你死的意思。这一点他害怕了。既然前夫有自由出入的权利，说不定什么时候带人闯进来把他打个半死，打成残废，或者打到致命处，要他的命也是可能的，一个农民，什么事做不出来！怎么办？为了事业，那就保命吧。
见他思想开了缝，别人代写的那份检查又不失时机地拿到他面前来。这回，他接下了，很是犹豫了一番，终于誊抄了一份，署名上交。那份底稿他本来是装进口袋里的，后来也被强行掏走。
高志海又担心间秋英吃亏，趁解手工夫捎去一个纸条，上面写了一句话：有人要庆咱的周年，按人家要求承认了吧。否则，咱都活不成。阎秋英那面的情况也一样，宣布审查高志海的同时，她也被审查，不同的是不动窝儿，就在家里交代问题。也是白天晚上连轴转，拧了半个月。阎秋英先是拒不交代。接到高志海的纸条一看，这才松了口，软软地说。“你们要我交代啥，我交代，我交代。”
这样，隔离审查结束。办案人员走了，他们又恢复了自由。
两个月平安无事。直到过了大年，高志海才知道这事并未了结。他又经历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是 1978 年 2 月 28 日。
这天，有人通知他到大礼堂开会。去了一看。才知道这个会是为他开的。而且声势之大令他震惊。整个礼堂座无虚席，主席台上的领导们亦已坐定，气氛异常严肃。两位电工台上台下地忙碌，正在接有线广播，要将会议向全县实况广播。
他愣在走道里约有几分钟，不是说承认了就没事了吗。怎么还要开这么大的批斗会？
直到有人在背后推搡，他才迈步往前走。他先是站在第一排座位前面。大会宣布开始，麦克风上点名要他上台的时候，他又被押到台上，依然是面朝大家站着。他腿有点哆嗦，脑子里也糊糊涂涂一片混乱，台上讲啥，台下议论啥，他都没有听清。只有眼睛还管用，从台下座位上不时能看到熟悉的面孔，赶忙低下头，目光留在脚前那片空地上。这倒也好，低头表示认罪，人家本来就是这么要求的，因此也就
没有招来“低下头”的喝令声。
当宣布处分决定时，也许这是他最关心的，也许是宣布的人音量过大，他的脑子里哗地清晰了一下，因此这个听清了，是铁疙瘩一样冷冰冰、硬梆梆的十个字——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用！
如雷轰顶，脑子里嗡的一声，又成了一锅浆糊，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甚至也不知道此后这段时间自己是站着还是躺着。直到散会后。他才稍稍清醒过来。这时有一位干事同他谈话。谈什么？已经开除了，还谈啥？“你们不支持我搞科研。还处分我！我真想不通……”说罢近似疯疯颠颠的话，手一挥，扬长而去。
家里，妻子已听了大会的实况广播，正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见高志海回来了，两人相抱痛哭一场。
“是我害了你。”妻子说。
“咋能怪你？！”高志海说。
“要不和我结婚，人家也就不会说挑拨离间的话了。这不是我害了你？”
“结婚有啥错？他书记县长部长局长哪个不结婚？”
“你能同人家比吗？人家结婚没事，你结婚就有事。你是打光棍的命，你就不该结婚！”
高志海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他想起我国古代的一个典故：“塞翁失马，安知是祸？”这里面包含的哲理，值得后人永远思索和借鉴。他就是因福致祸。事清全是出自结婚，或者追得更远点，祸根是骨结核丸的研制成功。要是不研制骨结核丸，或是研制失败了，他会平安无事。可是他百思而不解。难道搞点事业就要招致祸患吗？难道事业与祸患应当是一种因果关系吗？
四、八方求援
高志海彼双开除之后，好在还留用，这就使他还有一碗饭吃。端着国家的饭碗，就得照样工作。领导给他分派的任务是下乡。他二话没说就下去了，在冯家岭这个山村里整整蹲了一年。这一年，他同骨结核患者的联系始终未断。他所以在如此逆境中没有轻生，正是靠了这根精神支柱。
到了第二年年初，高志海向领导郑重提出两点要求：要么给他平反复职，要么让他承包治疗骨结核。如果这两条不予考虑，老让他下乡，他就干脆回家自谋生路。这一回倒挺迅速，第二天领导就研究了，宣布给他复职。
起初，他还兴奋了一阵子。可是办完复职手续以后，他的心情又阴郁起来。妻子劝他说：
“复职是好事，你该高兴。”
“是好事？”他反问，“你知道不知道，这是复职，而不是平反。所有的处分材料，包括人家代写好要我誊抄的那份检查交代材料，都还在档案里装着。你知道吗？”
“让它装着吧。”妻子说，“恢复了正式工作总是好事，不要不知足。”
高志海不再作声。按说，妻子的话也有道理，他应当为恢复正式工作高兴。可是总有东西干扰他的情绪，好比一杯蜜里倒了醋，搁了盐，又加进两匙黄莲汁一样，他说不清酸甜苦辣什么味。流言蜚语、隔离审查、别人代写的检查、万人批斗大会的情景……一桩桩，一幕幕，不停地在眼前闪现。他企图从这纷乱而奇特的经历中总结一点经验教训，比如哪些是主观原因，哪些是客观原因，哪些是自个应负的责
任，哪些是莫须有的罪名……但脑子昏昏沉沉，纷乱如麻，理不出个头绪。
好在高志海这人肚量大，能容事，复职引发的情绪波动很快就平静下去。他对妻子说。
“你说的对，复职比不复职好，是非曲折不管它了。既然我又成了正式职工，那就好好搞我的事业。”
“你不是一直在搞着吗？”妻子笑问。
高志海解释说，搞和搞不一样。以前是没有得到领导任何支持的个人业余搞。单凭这样搞，他的事业是没有发展的。按他的设想，今后的骨结核治疗，应当由医院搞，比如设一个骨结核科，科里起码应有研究、检查、制药、床位等条件。所有这些，没有领导支持是办不到的。
“人家没人会支持你。”妻子说，“你以前也没少找过，哪个给你有好脸色来？”
妻子说的也是实情。为了得到上级领导部门的支持，他曾先后写过十七份材料，上报卫生局、科委、县委，其中两份材料还寄到省卫生厅和中央卫生部。可以说，他是见庙磕头，遇佛烧香，到处呼吁求援，却毫无结果。但高志海对这一切都能理解。那时他还在试验阶段，万一搞不成，白浪费国家钱财，人家谁敢负这个责任？后来，他又背上了处分，人家更不敢支持一个双开除的人了。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他的骨结核丸已经成功，他本人也复职，成了正式职工，各级领导们对他的事业另眼看待、给予大力支持是完全应该的，也是有可能的。
根据这样的分析判断，高志海再次展开广泛的求援攻势。他先是找县里有关部门，也不管人家是欢迎的态度还是厌恶的表情，他一次又一次地找，口头申述，文字材料，双管齐下，不厌其烦。最后见没有任何结果，又上地区卫生局汇报。科教科的同志倒挺重视，研究后，决定让地区医院张彦如大夫帮他搞。这是人力上的具体支援，他很高兴。可借张大夫因工作调动，此事未能实现。
这以后，他只好改道易辙。官办不行搞民办，眼睛向下，跑到城关南街合作医疗所找张新民去了。一进门，便开门见山地说：
“新民，我想同你合作，你愿意不愿意？”
没想到，到处碰壁的高志海，竟在这间低矮简陋的合作医疗所里找到了知音。这倒是一件很值得深思的事。能够独具慧眼，看到高志海研治骨结核光辉前途的，竟是一位身为农民的赤脚医生！这位赤脚医生一听，喜得两眼发亮，有点受宠若惊地问；
“你怎不找穿鞋的，偏偏找我这个赤脚的？你能看下同我合作？”
“穿鞋的咱攀不上。”高志海叹了一声说。
“那好！你说吧，有什么条件？”张新民问。
“条件很简单。”高志海说，“我不取任何报酬，你只要为我研治骨结核提供一点条件就行了。”
两人当即谈妥，并写了一张广告贴到街上去。高志海回去正做开业准备，张新民就找来了，说县里有关部门传下命令，不准他和高志海台作。什么理由？命令是不需要阐述理由的，张新民不得而知。两人大眼瞪小眼，相视良久，只好把广告从街上揭了回来。一场合作就这么流产了。
赤脚的不行，再找穿鞋的。高志海又上地区，竟找到地委副书记渠立绪那里去了。渠书记工作正忙，他就站在门外等，瞅个空子插进去，进门便说：
“渠书记，我是中阳县的，叫高志海。我研究治疗骨结核十几年了，想给你汇报成果。”
一般情况下，领导们对这种事先不打招呼。突然袭击式的汇报工作会很恼火的。可渠书记正好不是这样的领导。他对这个突然闯进来的人反倒很和气，让坐，倒茶，然后坐下来认真听取汇报。高志海十分感激，思想也放松了，一口气讲了两个钟头。渠书记听了很是高兴，当即叫来秘书吩咐说：
“高大夫这项研究值得重视，你领他去找科委王主任，让他们支持一下。”
到了科委，王主任说，这项科研很有价值，只是今年的科研费已用完，明年一定给予考虑。这回他虽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但领导们的重视使他心里感到十分温暖。
没过几天，地区召开老中医座谈会。那时地区中医行里，高志海还排不上座次，因此没有通知他。没通知他也要去，为的是宣传他的骨结核丸和呼吁援助。他去了一看，会议已近尾声，前来参加会议的省卫生厅张锦厅长正问大家：
“谁还有说的？讲讲吧。”
“我有说的！”高志海忙从一个角落里站出来，也不管人家与会者们用一种什么样的目光瞧他，只顾抢着说：“我想向领导汇报一下研治骨结核的情况。行不行？”
张厅长忙问：“这是哪一位？”
身旁的人告诉他，此人叫高志海，在中阳县当医生。开会并没有通知他，是自个跑来的。张厅长很感兴趣，说：
“研治骨结核，倒是一个新课题。你讲讲吧。”
得到允许，高志海十分高兴，一口气将研治骨结核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张厅长听了十分重视，会后责成省结核病防治所亢振山教授作了实际考察。这回总算有所收获，省厅给了 200 毫安Ｘ光机一台，可惜机器是按系统拨到城关医院，他未能用上，在楼道里搁置了整整二年。
此后，他又到地区卫生局向孙局长作了一番汇报。
“这样吧，我先从理论上支持你一下。地区要办中医理论提高班，你先学上几个月，对你搞科研会有好处的。”孙局长思索良久说。
高志海听了很高兴，连忙回去作准备。不料县里不让走。为此地区卫生局多次交涉，还拍过一份电报，这才如愿以偿。
提高班，故名思义，要使医生们在理论上有所提高。高志海通过十多年的骨结核研治，深切体会到提高中医理论水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他珍惜这次机会，拼命地读，拼命地记。同时也没有放松实际治疗，将理论与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山西日报登了一则骨结核患者的来信，信中诉说了因病情危急，某医院不予接收的苦衷，向医界呼吁求治。高志海看后，“晦”了一声，挥笔就给这位患者写信。同班的医生们觉得他有点太冒失了，劝他说：
“人家大医院都不接收，你何必往身上揽呢？”
“我是专治骨结核的，所有的骨结核患者，我都接收。这是我的责任。”高志海这样说，并将信发了出去。
几天之后，一位叫原拴卢的患者来信。其人是晋城县的一位小学教员，患多发性胸椎结核，溃口七处，流脓不止，病情危急。无处收治。对于这样的病人，那些“精明”的医生们，即便上门来求治也是十分谨慎的，何况病人还在千里之外，主动去招揽呢。而高志海却正好犯了这个傻。他想都没想，就决定开药。好心的大夫们不得不提醒他了：
“高大夫，你没有注意到这位患者的病情吗？”
“注意到了，病情严重，生命垂危。”高志海说。
“那怎么还要开药呀？”
“愈是严重，愈需要救命呀！”
“治疗一位毫无希望的病人是要砸牌子的。”
“要是砸了，说明我的骨结核丸还经不起考验。”
高志海又是不听劝告，执意开了药，在原配方的基础上，根据患者的特殊情况，又作了一番加减，特制一副丸药，很快寄去了。还不到一个月，患者就来信说服药后大有好转。高志海赶忙再寄药去。这样，药服到五个月头上，这位小学教师又来信了。这回不是要药，而是以万分激动的心情告诉高大夫病已痊愈的喜讯。高志海的傻劲胜利了。那些曾劝过他的人，只有佩服、感叹以至内疚的份了。
为期八个月提高班的学习，高志海的收获很大，除在理论上系统地学到不少东西外，还同柳林县医院医生阎念兵合作，先后治疗十六名患者，并写出了 62 个病例的文字报告，请授课大夫曹培林修改后，发表在《中阳科技》和《山西中医》杂志上。
学习结束后，地区卫生局出面同县委领导联系，将他调回城关医院专搞骨结核研治。他总算名正言顺了。而且院领导还格外开恩，给他固定了六个床位。虽然只有这么点可怜的条件，但总算能收治六位患者住院治疗，供他随时观察研究，比业余治疗上门观察毕竟方便多了。另外，这六个床位的意义还在于单位领导对他的事业的认可。在他研治骨结核十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啊！因此高志海激动地说：
“我要好好搞，绝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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